AI富足是陷阱?经济学家揭示:财富分配难题才是关键

我们在公平分配人工智能革命所承诺的丰裕成果方面能力不足。


撰文:Ben Spies-Butcher

编译:元宇宙之心


人工智能(AI)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技术,但它最终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,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。


对技术乐观主义者而言,他们将 AI 视为改善生活的工具,认为其预示着物质富足的未来。


然而,这一结果远非必然。即便 AI 的技术潜力得以实现,随之解决那些曾难以攻克的难题,这份「富足」又将如何被利用?


在澳大利亚的食品经济中,我们已能从较小尺度上看到这种矛盾。据澳大利亚政府数据,该国每年总计浪费约 760 万吨食品,人均浪费量约 312 公斤。


与此同时,每 8 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 1 人面临食品短缺问题,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所需食物。


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我们在公平分配人工智能革命所承诺的丰裕成果方面能力不足。


AI 或打破现有经济模式


正如经济学家 Lionel Robbins 在奠定现代市场经济学基础时所阐述的:经济学研究的是「目标(我们想要的)」与「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(我们拥有的)」之间的关系。


市场的运作逻辑被认为是「将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的需求」。稀缺性影响价格,即人们愿意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成本;而满足生活必需品的支出需求,迫使(大多数)人通过工作赚钱,同时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。


AI 所承诺的「带来富足、解决复杂医疗、工程及社会问题」,与这种市场逻辑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。


这也直接关联到「技术将导致数百万劳动者失业」的担忧。若失去有偿工作,人们如何赚钱?市场又如何运转?


满足我们的需求与欲望


然而,导致失业的并非只有技术。市场经济一个相对独特的特征是:即便物资看似充裕,它仍可能通过失业或低工资,造成大规模需求无法被满足的局面。


正如经济学家 John Maynard Keynes 所揭示的:经济衰退与萧条可能是市场体系自身的产物,即便原材料、工厂和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,仍有许多人陷入贫困。


AI 带来的富足是陷阱?经济学家:财富分配才是最大难题 image 0

  

在澳大利亚,最近一次经济低迷并非由市场失灵引发,而是源于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。但这次危机仍为「技术驱动型富足」所面临的经济挑战,揭示了一种潜在解决方案。


当时政府提高补贴金额、取消工作测试、放宽经济状况调查等政策,即便经济生产能力下降,贫困和食品短缺问题仍得到显著缓解。


全球多国也实施了类似政策,超 200 个国家推出了现金支付措施。疫情期间的这一实践,进一步推动了「将技术进步与全民基本收入相结合」的呼声。


澳大利亚基本收入实验室正将此作为研究重点,该实验室由麦考瑞大学、悉尼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设立。


若每个人都能获得足以覆盖生活必需品的保障性收入,市场经济或许能顺利完成转型,技术带来的红利也可能被更广泛地共享。


是福利,还是应得份额


谈及全民基本收入时,我们必须明确其定义,某些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,仍可能导致巨大的财富不平等。


我的澳大利亚基本收入实验室同事 Elise Klein 与斯坦福大学教授 James Ferguson 主张,全民基本收入不应被设计为「福利」,而应是一种「应得份额」。


他们认为,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协作创造的财富是人类集体劳动的成果,应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由所有人平等享有,正如我们将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视为国民集体财产一样。


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远早于 AI 引发的当前问题。20 世纪初的英国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关注热潮:当时工业化与自动化推动了经济增长,却未消除贫困,反而对就业构成威胁。


更早之前,卢德派曾试图摧毁用于压低工资的新机器。市场竞争或许能催生创新动力,但它在分配技术变革的风险与回报时,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。


全民基本服务


除了抵制 AI,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改变「分配 AI 红利」的社会经济体系。英国作家 Aaron Bastani 提出了「完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」的激进愿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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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对技术进步持欢迎态度,认为这应能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为人们带来更多闲暇时间。这一愿景,是工党政府近期青睐的书籍《Abundance》中所阐述的「适度目标」的激进版本。


巴斯塔尼更倾向的解决方案并非全民基本收入,而是全民基本服务。


与其给人们钱让他们购买所需物品,为何不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——例如免费医疗、护理、交通、教育、能源等?


当然,这意味着要改变 AI 及其他技术的应用方式——实质上是将其使用「社会化」,以确保技术满足集体需求。


乌托邦并非必然


全民基本收入或全民基本服务的提案表明:即便从乐观角度看,AI 本身也不太可能带来乌托邦。


相反,正如 Peter Frase 所阐述:技术进步与生态崩溃的叠加,可能催生截然不同的未来,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我们集体的生产能力上,更体现在我们如何通过政治手段决定「谁获得什么」及「基于何种条件获得」。


由亿万富翁运营的科技公司掌握着巨大权力,这或许预示着一种更接近希腊前财政部长 Yanis Varoufakis 所称的「技术封建主义」,即对技术和在线平台的控制,催生了新的威权主义。


等待技术「涅槃」的到来,会让我们错失当下的真正可能。我们早已拥有足够养活所有人的粮食,也早已知道如何消除贫困。这些,无需 AI 来告知我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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